任何档案馆都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吗？

档案馆比较研究是档案馆研究的内容之一，问题是是不是任何档案馆之间都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呢？也就是说在进行档案馆比较研究中，在选择档案馆比较对象时，有没有条件限制？有没有标准？对此，似乎并没有多少人关注，似乎是任何档案馆都可以进行比较研究，问题的关键是这样的比较有没有意义？得出的结论是否客观？是否具有指导意义？

也许有人会说这都不是问题。那么，先来分析一个例子看看。

有研究者以美国国家档案馆与北京市档案馆为例进行比较研究，“美国国家档案馆保管着联邦政府产生的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档案”，“现有馆藏30亿页纸质档案、200万页美国政府出版物、200万份图表档案、500万张照片档案、900万张航空照片档案、1.2亿英尺电影胶片档案、15万盒音像档案和3000多盒机读磁带档案。”“每年美国国家档案馆接待利用者21.4950万人次，接待函查和电话查询者51.7301万人次，共向读者提供档案资料37.9131万件。”“北京市档案馆是以集中保管北京地方政权组织机构档案为主的国家综合性档案馆。包括明清至建国后各时期档案，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宗教等各领域。除纸质档案外，还有部分音像、数字、照片档案等。截至2009年底，馆藏案卷196多万册，馆藏资料4万多册，共计200多万卷册，排架长度10000多米。”“从2004年到2008年，北京市档案馆每年的利用人次均在4000人次左右，利用案卷数量在2万件左右。”研究者通过比较认为：“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利用率与本身的馆藏量、开放档案数量相比，是很高的。档案充分实现了自身的利用价值。”“北京市档案馆的馆藏也是非常丰富的，但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利用率相比，北京市档案馆的利用率显然较低，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虽然近两年，北京市档案馆的利用率稳中有升，但是与馆藏量相比，档案利用的人次和数量还是比较低的。”[1]

从上述对比中可以看出，从馆藏量来看，北京市档案馆与美国国家档案馆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美国国家档案馆，现馆藏纸质档案30亿页（大概相当于我国3000万卷册）”，[2] 北京市档案馆比美国国家档案馆差很远，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馆藏是北京市档案馆馆藏的15倍。问题在于美国是国家档案馆，而北京市档案馆是省级档案馆，是不对等的，这种比较有没有意义呢？恐怕北京市档案馆不管如何借鉴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经验和做法，下多大功夫，其在馆藏上都无法与美国国家档案馆比肩或者超越。再说档案利用率，显然从上述的比较中很难看出谁的档案利用率高，谁的档案利用率低。从上述中只能看到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利用人次与档案利用量比北京市档案馆多。对于一个国家级的档案馆利用量比一个省级档案馆利用的量多，在一般情况下应该是一种正常现象，而一个省级档案馆利用量如果比一个国家级的档案馆利用量多，那么在一般情况下可能就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了。当然这个问题往深里说就更复杂了，国与国的大小悬殊非常大，就更没有可比性了。那么，北京市档案馆与美国国家档案馆到底谁的档案利用率高呢？1991年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利用率是0.126%或者0.379%，2009年的档案利用率是0.086%或者0.258%。北京市档案馆2004年的档案利用率是1.54%，2005年是1.64%，2006年是1.19%，2007年是1.06%，2008年是1.05%。而1999年是2.58%，2009年是1.41%。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利用率最高是美国国家档案馆的33.16倍，最低是10.67倍，平均是9.39倍。[3]这样的结果也许会让许多人感到意外，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实际档案利用率并不高。当然，就此如果断定北京市档案馆的馆藏比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馆藏“档案充分实现了自身的利用价值”，也比美国国家档案馆做到好，也未必就客观。如果，按照档案职能鉴定论的观点，即形成机关地位越高，职能越重要，档案的价值相应就越大。那么，北京市档案馆比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利用率高，也未必就比美国国家档案馆实现的档案价值大。因为，它们档案的职能级别不对等。实际是无法比较高低的。

从上述案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不对等的档案馆比较很难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

对于档案馆比较研究，有研究者就指出：“国内学界目前没有一篇文章专门比较外国档案馆和我国的中央档案馆。在分析国内的档案馆时，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只关注或者主要关注地方档案馆，这成为国内相关研究的一种常见的论述方式。”“用发达国家的国家档案馆来对比我国的地方档案馆，这是否合适？”“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档案馆与我国的地方档案馆相比，则不仅是以上比下，还是以大比小，其可比性同样值得怀疑。在中外档案馆比较研究中，最具可比性的方法应该是：只选择一个国家，用该国的国家级档案馆对比我国的国家级档案馆，用地方档案馆对比我国同等行政级别的地方档案馆。”[4]

显然，对于档案馆比较研究，应当选择具有可比性的档案馆进行比较研究，这样在档案馆比较研究中选择档案馆就有条件限制，就有一定的标准，不应当随意选择任何的档案馆进行比较研究，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才可能具有借鉴指导意义。

问题在于，为什么没有用外国国家档案馆和我国中央档案馆进行比较研究呢？是什么原因呢？又是什么原因让研究者不约而同地选择用发达国家的国家档案馆来对比我国的地方档案馆进行比较研究？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深入研究。

当然，有一定限制条件的档案馆比较研究的观点，也未必就一定正确。这一定的标准什么？谁来定？仅仅是国家级档案馆与国家级档案馆、同等级别的地方档案馆进行比较就是标准？就能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同等级别档案馆的背后还有没有其他条件可能影响其比较研究结论的客观性？这些背后的其他条件又是什么？档案馆所在地的文化、经济、政治、教育水平、历史等等会不会成为档案馆比较研究的关键因素呢？任何一个档案馆难道真的不能进行比较研究吗？都是档案馆仅仅是级别不对等就不能进行比较研究吗？任何一个档案馆有没有可比性的地方呢？如果有可比性，那么这个可比性的内容是什么呢？如果没有可比性，那么，都是档案馆为什么没有可比性的地方呢？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参考文献：

[1]黄霄羽等著，社会转型期档案利用政策研究[M].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36-37.

[2]刘国能.大而全 少而精 稳定发展——美国档案工作初探[J].档案学研究，1995（02）：78-82.

[3]刘东斌，吴雁平.中美档案馆馆藏档案利用的三个共性——基于中美档案馆馆藏档案利用率的比较分析[J].档案管理，2019，（06）：58-62.

[4]王增强.国内中外档案馆比较研究的局限性[J].山东档案，2020，（01）：23-25.

内容转载自“档案管理杂志”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