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保护：不仅需要保护网 更企盼助推器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古籍保护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但因为历史欠账多，古籍底数不清、保存环境堪忧等问题依然存在，我国于2007年正式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10余年来，全国各地的古籍保护工作者不辱使命，开创了古籍保护工作的新局面，但仍然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时间勾勒出新的年轮，古籍保护工作再次站在新的历史节点。至2020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古籍普查工作将基本结束，我国现存古籍的数量、价值、分布、保存状况等有望基本摸清；而2020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大批普查成果将如井喷式涌现，修复、数字化、保护利用等工作也必将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步深化。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业内有关专家就当下古籍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及下一阶段的重点工作提出建议。

 

 

 

    制度好，关键还在落实好

 

    众所周知，各地公共图书馆是古籍的重要存藏单位，但仍有大量珍贵的古籍栖息在宗教单位、博物馆、高校、科研机构等部门。2007年为加强组织领导，促进部门间的协调配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建立了由文化部牵头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国家民委、财政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宗教局、国家文物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当时的文化部。

 

    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对于确保古籍保护工作协同推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该制度的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以古籍普查为例，“跨界”普查已成为此项工作的拦路虎。各地的古籍保护工作者可以为了普查爬冰卧雪，翻越海拔几千米的高原，却“推不开”寺庙的大门。好制度如何落实好？业内专家认为，在联席会议办公室设专人专理此事，或许是可行的路径。

 

    资金人才缺位，半麻腿跑不快

 

    资金不足、人才短缺，仍然是制约古籍保护工作开展的重要因素。

 

    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表示，古籍如兵，养书千日，用书一时。而“养”最离不开的就是“经费”。普查、修复、数字化、改善存藏条件……样样需要经费。

 

    以古籍数字化为例，虽然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国家加大了对古籍保护经费的投入力度，每年用于古籍数字化的专项资金在1000万元左右。但仅把现存已知20万个品种50万个版本的汉文古籍文献，每个品种和版本都选择一部进行数字化，所需经费就高达60亿元，这还不包括古代舆图、金石碑帖、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外文善本等特藏资源的数字化成本。

 

    近几年国家图书馆每年的古籍保护专项经费为3000万元上下。“而且这是本级经费，根本无法实现转移拨付，数字图书馆建设经费和非遗保护经费都能实现转移拨付，唯有古籍不行。”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表示，“古籍保护是一个大系统完成的工作，目前国家虽然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哲学社会科学界都有投入，但对地方的古籍保护经费投入仍十分有限，各地的古籍收藏单位仍需要大量资金做好原生性和再生性保护。这个问题不解决，很难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半麻腿肯定跑不快，不解决基层的实际需求不行。”

 

    人才问题亦然。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之初，曾做过一次全国性的调查，当时全国的古籍修复人才不足100人，而全国约有1000万册古籍急待修复；古籍鉴定编目人才匮乏的情况更为严重，当时能全面开展鉴定的不超过20人。以少数民族古籍的版本鉴定为例，因为突厥文、于阗文、西夏文等都已成为死文字，已没有多少人能辨识，人才问题让当下某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古籍普查和研究工作举步维艰。

 

    人才培养，没有国家的顶层设计和教育部的统一规划，很难面向未来培养出国家发展急需的人才。为解人才之困，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近年来以“以干代训”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基层工作者的业务能力。共举办古籍保护各类培训班221期，培训学员1万余人次，涵盖全国近2000家古籍收藏单位；截至今年9月，25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累计聘请传习导师21位，收徒236人，以师带徒形式，完成了一批珍贵古籍的修复；古籍保护学科体系建设取得重要突破，联合高校培养古籍保护专业人才成效显著，目前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已累计招收古籍保护专业硕士164人。

 

    立法工作，呼唤十年期盼回响

 

    古籍具有文物和文献资料的双重属性，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并不完全适用于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文物保护法虽历经修改，但其重心都在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上。作为可移动文物的古籍与其他文物的最大差异是具有文献价值，若古籍束之高阁、不让借阅，古籍也就失去了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如何解决藏与用的问题，如何保障资金和人才不缺位，这些都亟待出台法律予以规范。虽然“古籍保护条例草稿”早已制定完成，业界希望加快立法进程的呼声，10年来从未间断，但令人遗憾的是一直未能进入实质性立法议程。

 

    推倒古籍“围墙”，做好保护利用

 

    就下一阶段的重点工作，业内人士表示，古籍普查将向纵深推进；将进一步规范并加快数字化进程，推倒古籍的“围墙”，借助科技手段，以解决“影”出不去的问题；保护和利用依然是永恒命题，要保护好，也要利用好，要看到保护和利用是天平的两端，要均衡发力，不应厚此薄彼。

 

    普查工作，向纵深推进

 

    据初步统计，仅我国2000余家公藏机构收藏的汉文古籍文献就有约20万个品种，超过3000万册件。目前汉文古籍的普查任务已基本完成，但古籍普查范围远不止如此，还包括甲骨卜辞、金石拓片、古代舆图、民族文献、西文古籍等无尽宝藏。

 

    “以被称为‘黑老虎’的金石拓片为例，目前只有国图已完成拓片的普查任务，还有很多收藏单位此项普查没有开展，其原因是缺少金石拓片的鉴定专家。此外，对于少数民族文献的普查也没有做到全覆盖，仅有贵州等极个别省区市完成了普查任务。因此，‘十四五’期间，一方面要对汉文古籍的普查进行扫尾，另一方面要将普查向金石拓片、古代舆图、少数民族文献等方向拓展，另外对野外石刻的保护和调查也将是一个重要方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林世田表示。

 

    从古籍书库，走向读者的案头手边

 

    普查、保护、修复，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和利用。如何利用？一是影印出版，二是数字化开发。据悉，中宣部与文化和旅游部正在制定方案，“十四五”期间古籍数字化和影印出版的步伐将不断加快，有望让更多的古籍走出库房，成为专家案头、百姓手边可随时取用的文化资源。

 

    从2012年起，国家图书馆就启动了馆藏资源数字化工作，包括甲骨世界、碑帖菁华、敦煌遗珍、西夏碎金等在内的各类文献的数字化已超过10万部/种。“但这远远不够，古籍最大的问题就是围墙高，连个‘影’都出不来，读者看不到、用不了，有什么用？我们还要进一步转换观念，利用高科技创新服务手段。”张志清表示。

 

    日前，国家图书馆与华为签订了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国家图书馆将会借助华为的科技优势，把古籍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出去。“传播形式可能会更加新颖多元，比如会有古籍的影像、释义、朗读、讲解等。”张志清说。

 

    融合发展，辟一条新路径

 

    国家图书馆的工作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国家文物局也在积极探讨古籍与文物保护工作融合发展问题。

 

    “跟文物融合发展，或许是一条崭新的路径。全国12家古籍修复中心也拥有文物修复资质，如果能带动博物馆的古籍修复工作，也是一件大好事。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还建议古籍的定级标准能参照文物的定级标准，由双方联合制定和发布。如果古籍保护能融入到文物保护的体系当中，而文物保护经费又相对充足，也许能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古籍保护经费短缺的问题。”林世田表示，但这同时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如果被定为一级、二级文物，之后跨省展览又会带来申报等方面的不便，而且也不能像以前一样拿出来借阅。“古籍，乃国之公器，图书馆有向读者提供古籍借阅的责任。而读者进入一家博物馆，恐怕不能提出来把大鼎拿出来观赏一下的请求，这是两者的不同。”张志清表示。

 

    张志清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这涉及一个如何看待古籍保护的问题，是把它看作文物保护还是非遗保护？抑或是有自身特点的第三类保护？古籍属于可移动文物，而古籍修复等又与非遗相关，古籍保护工作最终要与文物、非遗保护工作相结合，借力推进，方能有大的突破。

 

    保护与利用，是永恒的命题

 

    古籍，是民族生存的基石和前进的阶梯。许多事例已证明，古籍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必将推动当代社会与文明的进步。

 

    屠呦呦从中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就是受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关于青蒿抗疟记载的启示，“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她的实验失败了很多次，后来‘绞取’二字给了她提示，让她意识到一定要冷萃，而不是蒸馏，才取得成功。但古籍的活化与利用，是一个系统工程。图书馆要做好保护和揭示，人文学者要对古籍进行标注，读者才能看懂，学者才能进行研究和利用。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有些耐心。”张志清表示。

 

    古籍，也能为当下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比如，地方志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综合性地方科学文献，在古籍中占有很大比例，它所记载的山川文物、政治经济、风土人情、自然灾害等都能间接推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地方志中还记载了地方特色旅游资源。

 

    “我国政府也特别重视对中医药书籍的搜集和整理，启动了‘中华医藏’项目，已有2289种中医书籍得到影印出版。”林世田说。

 

    珍本掠影

 

    《蒙古秘史》

 

    清抄本　存11叶　（西藏自治区札达县托林寺藏）

 

    蒙古文，梵夹装。13世纪用回鹘式蒙古文写成的《蒙古秘史》未能流传至今，现行蒙古文本均转译自汉文本。在西藏古籍普查工作当中，从札达县托林寺意外发现蒙古文《蒙古秘史》异本11叶，弥足珍贵。

 

    《三国志》六十五卷

 

 

 

（晋）陈寿撰　（南朝宋）裴松之注　宋衢州州学刻元明递修本　（皖西学院图书馆藏）

 

    《三国志》为纪传体史书，记录了汉末三国时期史事。刘宋学者裴松之为其作注，成为《三国志》的定本。南宋时期，衢州州学刻诸史，史称“衢州本”，此为其一。元明以来，衢州本《三国志》迭经补版重修，故现存“衢州本”几无宋刻叶子。皖西学院藏本为温廷敬、沈仲涛旧藏，其中宋刻叶很多，极具版本价值。

 

    《玉枕兰亭》

 

（晋）王羲之撰并行书　宋拓本　（上海图书馆藏）

 

    东晋永和九年（353），书圣王羲之在绍兴会稽山兰亭雅集以文会友，写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全文28行，共324字。“玉枕兰亭”有多种说法，有传贾似道使门客廖莹中以灯影缩小法将“定武兰亭”刻于石枕，有传唐太宗命欧阳询缩刻于禁中。该本是缩刻“定武兰亭”最佳之本，亦属宋刻宋拓之最精善者。翁方纲审定为“宋拓贾似道刻本”。

 

    《今古舆地图》三卷

 

（明）吴国辅　沈定之等撰　明崇祯十六年（1643）刻朱墨套印本　（大连图书馆藏）

 

    此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用古朱今墨着色标示古今地名变迁的历史地图集。该书用59帧地图图绘自帝喾时代至元历代疆域沿革。地图以明代疆域为本图，墨色；其他时代的疆域、地名用朱色套印墨色底图之上。双色对照，能清晰直观揭示古今疆域变迁。

 

    《几何原本》

 

（希腊）欧几里德著

（法）白晋　张诚编译　清康熙稿本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

 

    法国传教士在宫廷中教授几何时，发现汉文课本不利于康熙皇帝学习，于是自学满语，以法译本为底本重新翻译了《几何原本》，后成为皇家学习几何学的满语教材。据法国汉学家詹嘉玲鉴定，此件为法国传教士的初译稿，书中有康熙朱笔批校。（记者　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