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献：使用与保护的博弈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国家图书馆民国文献馆藏的现场之一
 

 

　　今年4月，辛亥史专家冯天瑜与人合作出版了80余万字的《辛亥首义史》，从去年底到如今，邀他就辛亥革命做访谈的媒体从未间断过；“今年上半年进馆查阅民国文献的读者数量，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一倍。”国家图书馆业务管理处处长高红介绍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2011年似乎注定要成为“民国史”年。

 

　　然而，由于各大图书馆缺少统一的检索目录数据库，冯天瑜只得奔走于国内多个民国文献集中的图书馆借阅图书。另外，还有不少读者反映，自己想看的书，要么不能外借，要么被告知无此书。

 

　　需求虽旺盛 服务难满足

 

　　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的是共进会员、士兵程正瀛而不是熊秉坤。这是冯天瑜在新书《辛亥首义史》中首次提出的研究成果。为了考证“武昌首义第一枪究竟由谁打响”，《辛亥首义史》采用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方法，仔细推演了两个源头的史料记载及熊秉坤本人前后记载的不同。由于需要援引的原始资料众多，而又缺少统一的检索目录数据库，年届七旬的冯天瑜只得往返于各地的图书馆之间，进行查阅。

 

　　“本以为在国家图书馆能找到最原始的资料，却被告知并无这方面的书籍。”中国人民大学二年级学生何明坤曾在学校图书馆读到多个版本袁世凯 签订“二十一条”的内容，于是他数次到国家图书馆要求查阅此时期的文献，却屡次被告知要提供具体书号。“这是个悖论，我只有看到书才能知晓书号。”后来虽经多次交涉，图书馆不再要求提供书号，帮助查询的结果却是“查无此书。”

 

　　“近两年，到馆里借阅民国图书的人的确多出不少。”高红说，“一些读者没有借阅到想看的书，非常不满，但我们并非不愿意外借，事实上，如今已没有任何借阅‘门槛’。实在是书已受损到不再适宜借阅。”据了解，目前，国图馆藏民国文献的借阅需求量很大，急切想看到原件的读者很多，可不少文献已经到了一触即碎的地步，二者很难找到平衡。“明知道某本书外借后，还回来时可能就没办法继续利用了，图书馆不能冒这个险。”她建议读者更多调阅经过缩微化和数字化处理的文献资料。高红同时承认，在数据库建设方面，目前国内不少图书馆依然各自为政，没有形成统一的检索目录，目前国内给那些想要钻研某个专题的读者带来一定的麻烦，这些人要想了解所需要的资料藏身何处确实很难。

 

　　南京图书馆也藏有大量民国时期的文献资料。5年前，那里只对那些有副本、目前保存条件还不错的文献提供阅览。然而，符合这样条件的文献微乎其微。而且，民国图书一般只对特定的研究机构和学者有限开放，且需要分管主任严格审批。如今，此类限制倒是取消了，“图书馆也免费开放了，可他们依然没有放下‘高高在上’的姿态，为什么不能多投入一些人力物力改善书籍状况，而且也不是所有资料都进行了数字化。”网友“清风不识字”在“图书馆之家”论坛的发言引来众多跟帖，不少网友认为，公共服务型图书馆之路还很漫长。

 

　　“图书馆本应注重流通与致用，但国内一些公共图书馆却更像是藏书楼，仅仅保存而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说。尽管该所并不承担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但该所的近代史档案却能免费提供给公众现场借阅。

 

　　数量很庞大 损毁更严重

 

　　尽管对于“民国时期文献”，目前还没有严格的书面定义，但今年5月16日在陕西西安召开的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座谈会上，多数与会专家认为：“民国时期文献指的是形成于1911年至1949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各种知识和信息的载体。”其间的书刊、报纸、海报、电影、唱片以及非正式出版的日记、书信等都在此列。

 

　　民国文献可以说浩如烟海。国家图书馆提供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国内民国时期文献数量超过存世数千年的古籍总量，且散落于全国各地的公私藏书机构。其中国家图书馆收藏约12万种88万余册、南京图书馆藏近70万册、上海图书馆藏48万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25万册、吉林省图书馆藏18万册、重庆图书馆藏17万余册、湖北省图书馆16万册、四川省图书馆15万册，它们共同构成了民国时期文献馆藏主体。此外，一些高校图书馆和私人藏家手中也有相当规模的藏量。

 

　　“尽管年代相隔不久，但民国文献的思想文化价值不在善本古籍之下。”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原馆长苏品红看来，短短38年的民国史，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一段重要的转型期，丰富且厚实。“虽然藏量不小，但借阅则存在诸多困难，因为这些文献酸化、老化得太厉害了。”因为工作关系，高红走访过国内不少地方的图书馆，情况基本相同，“若再不及时抢救，民国文献或许在50年到100年内将消失殆尽！”对此，她显得忧心忡忡。

 

　　即使是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民国文献，损毁情况也十分严重。走进主藏馆楼12层，满目尽是泛黄的颜色。码放在书架上的一册册图书，纸质已由淡黄转为暗黄，不少甚至呈现为褐色。一些书页布满虫蛀的小孔，字迹消失，只能靠猜测来衔接上下文。因为书皮表层已经粉末化失去粘性，原先粘贴在书脊上的标签早已凸起；那些损毁较重的图书，装在坚硬的脱酸纸袋里，随便抽出一本，已不忍翻阅，书脊没有了，散叠的书页被挤压得几乎成了标本状，吹弹可破。随行工作人员任震告诉记者，这些书页一经翻阅便会窸窸窣窣一层层地散落，化为粉尘。屋角地面上，整齐地摆放着已然残破的散页，很多已经碎片化，这些书页零散地堆放在工作台上。任震说，他们打扫房间时，特别留意那些随时会滑落地面的碎纸片，如果发现有字的纸片，就需要登记保存。

 

　　还有部分民国文献则被保存在同一栋楼的地下一层，那里是恒温恒湿库，民国线装书有幸与古籍善本享受同等待遇。“这在国内算是最好的条件了，不少地市图书馆藏书库不仅没有空调，甚至连窗户上的玻璃都不齐整，风吹日晒更加重了纸质的酸化、老化。”高红说。

 

　　技术要改进 观念也要改进

 

　　在某种意义上，民国文献的保护比古籍善本还要困难，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技术层面，即纸张的先天不足。

 

　　据了解，民国普通报纸的保存寿命一般为50年至100年，图书的保存寿命大约在100年至200年，大大低于“纸寿千年”的宣纸。国图古籍修复组原组长周崇润认为，民国文献用纸在原材料与本身的酸碱度上均存在重大缺陷。据他介绍，民国时期正是手工造纸向近代机械造纸和印刷过渡的时期，造纸材料混杂，制浆工艺落后，用纸多为酸性较强的化学浆纸，甚至是“马粪纸”。而古籍所用宣纸大部分在选料上采用麻或者植物的韧皮纤维，手工工艺造出来的纸张一般为中性或偏碱性，并且在制作时就考虑到了防虫、防蛀等问题，加入了中草药成分。而且，古籍成书一般还有函套在外保护，反观民国书籍的装帧则多为简易平装，书脊、装订简陋，很容易破损，时间长了，残破、掉页非常普遍。

 

　　国图曾经成立了一个“馆藏纸质文献酸性和保存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课题组，经过监测发现，几乎所有馆藏民国文献的PH值（溶液酸碱性）都下降到了4.5。“这个数值已接近强酸性，表明目前馆藏民国文献已全面受损。据粗略统计，发生中度以上破损的文献比例达到90%以上，而民国初年的文献更是100%受损。”高红说，“我们也曾考虑过引进国外的脱酸机。”高红介绍说，这套机械有一个真空舱，不用拆散书页，书本放入以后，依靠机械力直接压挤出水分和空气，然后挤入碱性液体进行中和反应，方便又不损害书籍，但高昂的价格仍然是任何一家图书馆都无法承担的。据了解，采购该设备至少要3000万元，还不包括后来仪器、化学药品的损耗费用。算下来，每脱酸1公斤图书需花费近140元，相当于每页脱酸需要0.5元，每100页就得50元。高红说，对那些酸化比较严重的民国图书，现在国图只能采取用脱酸纸袋将它们与外界隔离、延缓酸化的办法。“但也只是延缓而已，老化、酸化依然是不可逆的。”高红说。

 

　　还有一个非技术因素，即版权保护给使用带来一定限制。1992年，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按照该公约的规定，著作权保护的期限为作者有生之年及其死后50年内。“由于年代相去不远，民国文献中不少作品依然处于保护期限内。”高红说，基于维护作者合法权益的考虑，一些图书是不能随意外借或被复印引用的。不过，高红也承认，由于民国藏书众多，截至目前，国内尚未对民国时期文献进行全国性的普查和整理，文献存量、分布与保管状况并不清楚。多数收藏机构都没有编制机读目录，甚至卡片目录因年久无人整理，也很不完备。尤其是其中的革命历史文献，因其多为非正式出版物，印数少，不易收集，其中不乏孤本，极其珍贵。“这些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借阅业务的正常开展。”

 

　　此外，“学术垄断”、“地方保护”也是公众很反感的现象。近年来，国内图书馆发生过两起影响较大的事件，一次是2004年10月，时任暨南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周继武“控诉”他在国家图书馆借书遭遇的重重刁难；另一次发生在苏州图书馆，2005年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漆永祥在网络上发帖，曝光他为了借阅善本与苏州图书馆交涉半年而不得的经历。两个事件都引发了公众“声讨”图书馆把公共文化产品当作“垄断资源”而排斥外人的不良风气。“你说自己馆藏多，是权威，却不拿出来让公众分享，这有什么意义呢。”步平认为，“图书的核心对象是读者，只有满足读者阅读的要求，图书馆才能真正转变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

 

　　民国文献保护 要“灵魂”也要“肉身”

 

　　民国文献的保护如今面临着两难：是保护文献实体的“肉身”呢，还是抢救物质载体上的“灵魂”。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图就成立了缩微复制中心，对民国文献进行缩微复制，目前总体已完成近90%。在高红看来，加快微缩、数字化进度可以避免读者因借阅原件而造成的对图书的二次损害，一些人形象地称之为将“民国往事”装进“数字抽屉”。步平也竭力支持优先保存书中内容：“图书首先是精神产品，给读者提供帮助的是内容而非装订、版式。”据他介绍，他们曾帮助台湾的国民党党史馆完成了部分文献的数字化。

 

　　不过，再生性保护本身也会给原件带来损坏。高红举例说，如果要对文献进行缩微拍摄，需要将它拆开，线装还好，平装本就很棘手，已经相当脆弱的纸张很难禁得住如此拆分，就算顺利拆开，拍摄后想让文献复原也会很难。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提供的一组数据也说明缩微并非良策。他在今年“两会”上透露，“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曾联合全国20余家公共图书馆进行微缩拍摄，国家每年投入300万元，历时10年，仅拍摄了125541种6000余万拍，远不及损毁的速度。”

 

　　“不遇良工，宁存故物”是古籍修复的一句名言。在一些人看来，文献“肉身”本身就是文物。但小心储存、就地修复就能拯救这些民国“宝贝”吗？据周崇润介绍，原生性保护包括各种脱酸技术、胶脆纸页修补技术等，目前广泛应用于各图书馆的古籍善本保护。然而，由于民国文献采用的是双面印刷，传统的托裱手段几乎派不上用场。何况古旧文献的修复人才本来就很匮乏，很多是靠师傅“口传心授”，如果修复技术不过硬，反而会把原件“修死”。

 

　　“加大整理出版力度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这种被高红称为“生产性保护”的方法，主要是通过一些专题，做展览或者出书，进而促进对文献的保护。“不过，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民国文献的命运。”

 

　　“民国文献保护是项系统工程，需要整个社会的参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目前已提交文化部，首先要在普查基础上，形成《全国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高红说。

 

　　他山之石

 

　　民国文献最大价值

 

　　在“活”化

 

　　2006年3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了《蒋介石日记》。“包括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民国时期敏感人物，我们曾经做过的很多研究都停留在概念分析层面，而一条史料的公布，有时候会对研究产生颠覆性影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教授杨天石曾多次查阅蒋介石日记，并据此写出《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

 

　　据了解，除大陆外，民国文献在台湾地区也有相当藏量，主要见诸台湾“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机构，另有部分则流传至海外。譬如大批民国名人函件及口述史料就保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宋子文的全部个人档案则收藏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胡汉民往来信函稿约2500多件，保存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许多有关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文献，则散落在日本或俄罗斯。不一而足。

 

　　“在台湾借阅民国文献很容易，不存在任何壁垒。”步平介绍说，民国文献在台湾的普及程度远高于大陆。出于最大化发挥文献史料作用的目的，台湾各收藏机构善于发掘自身特色，使用新技术，形成一批具有实用价值的特色专题资料库和学术成果。

 

　　除自行缩微复制“国民政府”、“外交部”、“内政部”等重要档案及特种史料外，台湾地区的缩微制品以购买成品为主。台湾“国史馆”曾从日本外务省、美国国务院等单位购回大量有关中国档案的缩微胶片一万余条。在数字化建设方面，先后建起“台湾记忆”主题资料库、“国史馆”视听档案及数字档案；而对民国时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主要以编纂近代史研究资料为目的，汇编丛书有《中俄关系史料》、《中法越南交涉档》、《四国新档》、《中美关系史料》、《中日关系史料》等，为世人全面了解近代国际关系史、抗日战争史、国共两党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口头历史访问”项目也是台湾收藏机构抢救档案史料的重要方法，将一些有重要经历的人物口述，做成记录存档，同时搜集与之有关的回忆录、年谱、传记、日记、照片、信札等档案资料，其中较有特色的有顾维钧口述档案、张学良口述档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