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显功 | 如何开创古籍保护新时代

黄显功（上海图书馆）

 

    现在，古籍保护工作采用的都是传统的方式，普查也好，编目也好，特别是近几年来所进行的古籍修复工作,仍然是以传统的修复方式为主，人才培养方式也是师带徒的传统路数。现在复旦大学按照文物保护创新研究的思路，引进现代的科学管理的方法，运用现代的一些科学技术，以多学科的综合手段来开展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我认为这促进中国古籍保护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使我们古籍保护工作得到真正的实质性的提高。而对于从事古籍工作的人来说，提高“以科技为指导”的这种保护意识，尤为重要。

 

    我们看到意大利对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目标不是培养“工匠”，而是培养“修复师”。“修复师”和“工匠”的概念完全不同，修复师的知识结构、所受的教育和训练都是具有高标准的。我们搞过很多古籍修复培训班，成果也很令人欣慰。目前，全国受过此类培训者可能超过1000人，那么这1000人中，有多少能称之为“修复师”的，我看仍需检视。还需要反思的是，在面向未来的新阶段，我们如何来开创文物保护的新时代？

 

    从2007年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以来，十余年的古籍保护成果显著。全国不少地方完成了古籍普查，出版了不少登记目录等，这些都是很具体的成绩。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觉得还要有一个警觉：保护起来就可以了吗？古籍保护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我分享一下自己最近的一个小经历，我曾接到过两个电话，一位出版界朋友，一位高校教授，分别托我帮忙向某两个图书馆打招呼：想看某部古籍，目的是看能否影印出版和进行学术研究。但是去了之后图书馆不让看，原因都是该古籍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这就让我思考，古籍保护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保护起来就可以了吗？得到“妥善保护”之后就应该是得到“合理利用”。那么“合理利用”又涉及“怎么来利用”？最有效的办法，一个是数字化传播，一个是出版图书。我们知道，“数字化”和“出版”也是对古籍进行再生性保护的有效方法。

 

    古籍保护的终极目的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果束之高阁，贴上一块名牌，表明这是珍贵古籍，不让大家使用，这恐怕与古籍保护的目标背道而驰了。我们许多同仁还没有觉察或者不愿意觉察这个认识误区，我觉得这是要呼吁的。

 

    古籍存藏在一个地方，它的文物价值是不会改变的，而它的文献价值是通过传播来体现的，把它影印出版之后，并不意味着文物价值就降低了。现在我们有人还是把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混为一谈，这种观念在我们的图书馆界还是有市场的。所以，我希望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能够牵头，鼓励图书馆开放馆藏，推动古籍利用的便利与普及。目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古籍数字平台倡导数字资源开放，现在已经公布了7.2万部，这是非常好的举措。

 

    另外，应该加强馆际之间的合作出版，图书馆也应该加强和高校的合作。比如浙江省图书馆和浙江师范大学合作开展《两浙文丛》项目，这是非常好的合作范例。在图书馆从事古籍保护的同志，未必就对古籍的内容熟稔，对古籍文本的研究大部分都比较缺乏，但如果利用古籍资源和高校进行合作开发，那对古籍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来说，成果一定是显而易见的。

 

    这十几年来古籍保护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希望古籍保护不要走另外一个极端：偏保护，轻利用。对于古籍的利用方式，要创新，需开放。我想作为图书馆人，作为中华古籍保护工作者，不仅把古籍守护好，还要把它利用好，传播好。